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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30招商引资经验史

2020-11-17 14:57:22 信息来源: 点击:

浦东开发:一盘大棋中的重要一步

亲历者 黄奇帆

整个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深圳地区都在开发开放的前沿。上海作为老工业基地,是国有经济比较重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国家的财政口袋,整个中央财政的1/4是由上海财政上交的资金贡献的,上海相当于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后卫,也因为此,整个8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比较慢。邓小平老人家在1990年这个关键的时候,推动了上海的浦东开发。老人家说过,深圳的开放是面对着香港的,珠海的开放是面对着澳门的,厦门的开放是面对着台湾的,而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是面对世界的。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一盘大棋中重要的一步棋。他甚至讲过,浦东的开发开放晚了5年,如果要早一点起步更好。

因此,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决定加快浦东开发的步伐。

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制定落实浦东开发十大政策的文件

我于1986年至1990年在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当主任,对全国改革开放、上海经济发展十分关注,有不少思考。记得1990年4月22日,那天是星期天,我接到市委组织部通知,告诉我由朱镕基同志提名、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任命我去浦东开发办任副主任,第二天即去报到。4月23日,我去参加了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菊召开的浦东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会上,我接受了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把中央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十条政策形成具体的落实文件。这个文件在4月23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予以了通报,并于4月30日向社会公布整个文件,十条政策的全部内容十分简单,就两页纸,全文如下:

1.区内生产性的“三资”企业,其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计征;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三年减半征收。

2.在浦东开发区内,进口必要的建设用机器设备、车辆、建材,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区内的“三资”企业进口生产用的设备、原辅材料、运输车辆、自用办公用品及外商安家用品、交通工具,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凡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3.外商在区内投资的生产性项目,应以产品出口为主;对部分替代进口产品,在经主管部门批准,补缴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后,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

4.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兴建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项目,从获利年度起,对其所得税实行前5年免征,后5年减半征收。

5.允许外商在区内兴办第三产业,对现行规定不准或限制外商投资经营的金融和商品零售等行业,经批准,可以在浦东新区内试办。

6.允许外商在上海,包括在浦东新区增设外资银行,先批准开办财务公司,再根据开发浦东实际需要,允许若干家外国银行设立分行。同时适当降低外资银行的所得税率,并按不同业务实行差别税率。为保证外资银行的正常营运,上海将尽快颁布有关法规。

7.在浦东新区的保税区内,允许外商贸易机构从事转口贸易,以及为区内外商投资企业代理本企业生产用原材料、零配件进口和产品出口业务。对保税区内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护照,提供出入境的方便。

8.对区内中资企业,包括国内其他地区的投资企业,将根据浦东新区的产业政策,实行区别对待的方针。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浦东开发与开放的企业,也可酌情给予减免所得税的优惠。

9.在区内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政策,使用权限50年至70年,外商可成片承包进行开发。

10.为加快浦东新区建设,提供开发、投资的必要基础设施,浦东新区新增财政收入,将用于新区的进一步开发。

另外一条,文件上没写,但中央内部口径允许上海浦东新区搞证券交易所,进行资本市场的探索。

这十条政策,直白说就是:

一是15%企业所得税、10年期两免三减半;二是区内自用物资免进口关税、增值税;三是区内企业内销替代进口,可补税后销售;四是外资搞基础设施,所得税五免五减半;五是外资可办三产,对现行规定不许可的,经批准可办商业、金融;六是外资可办银行及分行、财务公司;七是可办保税区,可从事转口贸易、出口业务;八是区内中资企业也可减免所得税;九是区内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50年至70年;十是新增财税留给浦东新区。

这些政策,再加上允许办证券交易所的政策,集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十条政策、五大特区的九条政策和特区都没实施的五大政策(外资可以办百货超市,办银行、保险、财务公司,办保税区,办证券交易所和扩大浦东新区五个审批权)于一体。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特点,记得当时有一天,镕基同志对我和同事们说了浦东新区命名的内涵:“新区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

接到任务后,我立即组织了两个层次的起草工作,一个是全市近20个委办局根据十条政策起草各自相关条文和实施意见,另一个是由各委办派出得力骨干参加市里文件起草小组,包括海关组沈耀华、李秀芬,保税区组黄开旭,金融银行组姜建清,证交所组毛应梁、尉文渊,外汇组林月娥,外经贸组陈忠浩,外资组范永进,财税组顾性泉,土地组谭企坤、王安德等人。那两个月里,五加二,白加黑,日夜奋战,除了将80年代经济技术开发区、特区的具体政策条款悉数收集、一网打尽,纳入浦东新区政策外,更主要的是研究特区没有干过的五方面事项。

比如,外资办百货商店、超级市场,涉及外资零售权、百货进口权、国内商品采购出口权、外汇调剂权、减征关税和所得税。又比如,建设保税区,涉及区内免关税、免许可证;国内外企业可以在区内设立国际贸易机构;区内企业不仅可做一般的进出口贸易,还可做国际转口贸易,可从事生产资料交易中心业务;作为境内关外的地区,外汇全额留成,各国货币可以流通。

再比如,外资办银行、保险、财务公司,设立证券交易所以及土地批租的具体规则。所有这些事,现在看很常规,但在28年前,是十分复杂的事,中央有关部委、各兄弟省都没干过,也没相关文件,可以说件件破天荒,件件都是烧脑的重大创新突破,只能参照欧美各国的国际惯例,按WTO等国际组织的规则结合国内经济的实际条件或移植或修改变通,形成相应的文件。

7月中旬,我们形成了10个文件,经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会和市人大常委会相继审议通过。

7月下旬,由朱镕基、黄菊同志带队,我和有关人员随行去了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并于9月初得到批复。9月10日,在锦江小礼堂,召开了一个由上海市政府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参加的浦东新区具体政策新闻发布会,会上共发布了9个文件,另有一个内资政策只做不说没对外公布。

这十条政策和落实政策的十份文件,之所以时至今日我仍记忆犹新,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些政策可以说条条都代表了改革开放的内涵,其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是各种政策文件中罕见的。力度大,不是指给你多少钱,这里边一分钱也没有,但如果能够把政策落实到位,发挥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开发开放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功能,那么这十条政策的含金量是划时代的。相反,如果你没有开放的头脑,没有改革的思维,没有各种具体的国际业务知识和见识,只会按照本本主义照本宣科式干活的话,就无法把中央的政策变成具体的、有实践意义的条款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浦东新区十大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果。

发展面临的问题:首先是钱从哪儿来?

1990年6月,朱镕基同志带队去香港、新加坡考察,走之前给我们布置任务,要求我们准备好浦东新区如何具体搞开发的方案。在黄菊同志领导下,浦东开发办的同志们准备了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功能区先行开发的方案。朱镕基同志回来后,和黄菊同志召集了昌基、沙林、我和佳能同志开了个专题会。朱镕基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说:同意三个开发区的先行开发方案。结合新加坡裕廊开发区经验,三区起步的头三年要有气势地启动建设,至少需要各投入100亿人民币以上,长远看要投入100亿元美元以上,但市政府没钱,我只能给你们每个区3000万元开办费,实际开发的资金筹措,请你们浦东新区自行想办法。回来后,黄菊同志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由我牵头,与有关同志和部门商议拿出具体的筹资方案。

我用了一周时间,形成了一个三管齐下的找资本金方案。一是按照浦东新区允许搞土地批租的政策,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找钱;二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大开发区公司通过招商引资成立股份制开发公司找钱;三是利用浦东新区开办证券交易所的政策,近水楼台先得月,让三个企业上市融资。三管齐下找到足够的资本金,而有了资本金开发公司就可以从银行贷款融资,进行征地动迁、基础设施开发形成熟地后,再通过土地开发转让,形成三个公司100亿元以上的滚动开发资金。

此方案一经批准,便得到了紧锣密鼓的推进。1990年7月下旬,宣布了金桥、外高桥、陆家嘴三大公司领导班子,开始公司筹备工作,9月成立了三大公司,而后开始了三管齐下找资本金的工作。

一是采取了财政投入、支票转让、土地划转、收入上交等方式,形成财政资金空转循环方式,使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公司获得了土地,但是财政因投入后,土地局又上缴了土地批租收入款,也没有发生多支的问题。这件事在三大公司完成了各自的开发规则、土地丈量、定级确权后,于1991年6月实施了财政空转、土地使用权实转的手续,三大公司由此解决了土地资本金问题。

二是三个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形成的各有几个亿元的注册资本金之后,如果没有实际的现金,就无法进行土地实征、动迁及七通一平。为此,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三大公司开始寻找战略伙伴。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漕河泾开发区、闵行开发区和虹桥开发区都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招商局作为合资伙伴,大家合作得很好。所以,一开始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大公司也打算找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和招商局作为合资伙伴。朱镕基同志当时开玩笑说:你们上海人真没出息,怎么六个儿子娶一个媳妇?所以,后来外高桥、金桥吸引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招商局,陆家嘴吸引了中国人保和上海实业。浦东三大公司保持控股地位,大体放出了45%左右的股权,吸引了外资资本。每个公司由此形成了各1亿多美元的资本金,再向银行贷款,形成足够的资金启动了开发。

三是1992年,公司实际运转一开始,就启动了上市步伐,并向市政府和国家主管证券的刘鸿儒同志作了汇报,获得批准后于1993年上市,成为深受国内欢迎的优质上市公司。到2000年,三大公司都成为了实际投资七八百亿元、资产规模上千亿元的公司,实现了朱镕基同志当年提出的百亿美元级的投资目标。后来的张江高科技园区、花木世纪公园住宅区的开发也都采用了这种办法。

除此之外,浦东开发整个面上也采用了多渠道筹资开发的办法,用足用好浦东开发优惠政策,通过招商引资、土地批租、证券市场和金融融资。到2000年,浦东开发的第一个10年,通过土地批租、股票市场、外资、内资及金融机构融资贷款筹集了至少5000亿元以上的开发资金。

外高桥保税区:我国第一个保税区,也是保税区的成功典型

当时的中国没有保税区,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出现在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后来辐射到深圳等五大特区和沿海地区,到2005年全国一共形成了13个保税区和15个保税港区,进一步到2017年国务院共批准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38个,主要有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和跨境工业园区等六种类型。

外高桥保税区一经设立,就是开放度最高、自由贸易的功能性最强的保税区。当时,国务院确定外交桥保税区内:一是实行免关税、免许可证;二是允许外商贸易机构从事转口贸易;三是可为区内外商投资企业代理本企业生产用原材料、零配件进口和产品出口业务;四是区内企业外汇全额留成;五是各国货币流通;六是设立生产资料交易中心;七是对保税区内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护照,提供出入境方便。

由于有了这些政策,来到上海的国内外贸易公司几乎云集外高桥保税区。到2017年,外高桥保税区外贸规模稳居全国保税区首位,全年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663.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占全国13家保税区进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54.8%,占全国全部138个海关特殊监管区进出口总额的25%,占整个上海201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5%。除了进出口额,保税区的增加值、税收等经济指标几乎是全国其他12个保税区的总和。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效,关键在于外高桥保税区政策所形成的体制机制,产生了长远的基本面的作用。由于区内上万个内外资贸易公司不仅从事着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还从事着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生产资料交易市场的贸易,多元化贸易、多元化经营程度非常高。实质性的货物进出口可在外高桥保税港区实施封闭管理,外高桥保税区从事的是多元化贸易、服务贸易,并没有实质性货物进出,因此,为了方便人员进出,外高桥保税区是唯一没有围网、不设卡口、没有海关值守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为自由贸易先行先试的探索发挥着标杆引领的作用,成为自由贸易开发开放的典型。

规划先行:一流的城市规划和高起点的产业规划

1991年2月18日,大年初四,朱镕基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浦东新区发展规划的宗旨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东西联动,得到了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

浦东新区的城市规划是一流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开发区、城区的开发过程,而是一个高起点的城市化、都市化的发展过程,是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以黄浦江为轴、对称发展的过程。浦东的城市规划灵魂是东西联动。浦东浦西市政基础设施一体化、城市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从而实现浦东浦西资源优化配置,浦西大都市的人才资源、经济基础支撑浦东开发,浦东的开发开放政策引领带动上海成为国际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

为了实现东西联动发展战略,浦东开发在起步建设时就规划了在黄浦江上建杨浦、南浦、卢浦、徐浦、闵浦五座跨江大桥和外环、翔殷路、军工路、大连路、新建路、延安东路、人民路、复兴东路、西藏南路、打浦路等十条跨江隧道,并规划了将浦东浦西包容在内使之一体化发展的内环线、二环线、中环线以及后来确立的三环线。这就使得黄浦江两岸东西对应、珠联璧合、相映成辉:外滩对应陆家嘴地区成为上海的金融中心区,内环东西两地作为上海的商业商务中心城区,内环到外环之间的东西区域是上海大型居住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所在地。

总之,浦东、浦西东西两地基本对称,这就为浦东浦西联动发展奠定了上海大都市的基础形态。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开发是浦东新区城市开发的起点。它的地理位置显赫,在上海外滩的对面,功能定位与浦西外滩并立为金融贸易集聚区、中央商务区。它的规划必须是一流的,决不能马虎,为此,早在1991年,由朱镕基同志提议,对陆家嘴地区开展国际规划设计招标,由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我国五个世界著名的设计事务所参加了设计,到1992年10月,形成了五个方案,而后由我牵头,会同市规划局副局长夏丽卿、城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富厢、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佳能和陆家嘴集团总裁王安德等成立了联合深化小组,将这五个成果扬长避短,综合成一个方案。联合深化小组的深化工作经过5变3、3变1的过程,记得有一天联合深化小组的几个人坐在地上看着五个模型,当时的五个模型的最高楼层只有40—50层。我说纽约、芝加哥各有三幢100层左右的超高层,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必要搞三幢超高层。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认同,我们拿了三个筷子,在模型上比划摆放,选择确定了合理的位置,形成了现在陆家嘴金融区三幢超高层的模型雏形。

在这期间,黄菊同志亲自听取了方案汇报,指出了方案进一步优化的三个结合原则,按此原则,我们最终综合形成了陆家嘴金融商贸区的形态规划方案。

考虑到这个规划要15到20年才会最终建成,会经历多届政府,为保证一张蓝图干到底,后来人不能随意变更,此规划方案报经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常委会征求意见并根据审议意见作了相应修改后,报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会通过后,最后于1993年12月28日由市政府批复,成为陆家嘴地区20多年来一直遵循的城市规划法定的方案。

发挥金融作用:建设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朱镕基同志关于浦东新区“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东西联动”的规划宗旨汇报时,老人家即兴讲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个要好多年以后,但是现在就要做起。”当时,我有幸在旁边聆听,受到极大震撼,觉得这段话是世界级的、非常深刻的至理名言,于是就记了下来。

小平同志这段精辟论述,以历史伟人的思想伟力与远见卓识,道出了四层含义:一是说明了金融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二是指出了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法,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要抓好金融这个关键环节;三是提出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未来的方向,中国人民币最终要走向自由兑换,深刻指出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是货币自由兑换;四是指出上海应该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希望上海为“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作出贡献。这段话,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我国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的金融战略,指明了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其意义极为深远,犹如一粒思想的种子,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后来我学习金融知识、处理金融事务的思想指引和动力源泉。

按照小平同志的理论,中国的金融在世界真正有地位,就是中国的人民币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的时候,这是金融强国实现的标志。要知道,1990年、1991年中国的货币根本连贸易项下都没有自由兑换,一切都是管制的。在那个时刻,老人家能够非常深邃地、高瞻远瞩地讲了今后货币要自由兑换,是多么的有睿智、有前瞻性!小平同志说了这个话以后5年,到1996年中国人民币在贸易项下实现了自由兑换。

现在又过去了20多年,中国人民币逐渐国际化,跨境人民币的交易量越来越大,结算量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也有一些国家把我们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2015年,人民币加入了SDR。再过二三十年,当有一天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也能够自由兑换的时候,当有一天人民币不仅成为贸易清算、结算货币,而且成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货币,成为各个国家的储备货币,成为世界各国货币中的一种锚货币的时候,小平老人家的目标就实现了。

老人家说,这件事要很长时间,我相信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这个货币目标一定能实现。

(本文为黄奇帆先生应约为《中国经济周刊》“40年40个瞬间”栏目特别撰写)

延伸阅读:上海市政协大型口述历史项目“浦东开发开放”

李佳能(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1987年,成立了浦东开发研究六人咨询小组,汪道涵同志做顾问,市规划局局长张绍樑同志任组长,我以规划院代表的身份参加,此外还有搞金融、外贸、土地、综合计划等专业的同志。所以,浦东的城市规划是方方面面集体创作的结晶,是政府、学者、城市规划师乃至公众共同参与完成的。

城市规划涉及产业结构演变、人口增长、市域扩大、土地利用和开发、交通及市政建设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只有抓住新区的规划,才能抓住浦东开发与建设的“牛鼻子”,实施有条不紊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创造渐入佳境的开发氛围和投资环境。

开发建设浦东,不是为了复制或改造一个旧城区,而是要把浦东新区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布局合理、环境宜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我们就提出发挥规划在新区城市管理中的“龙头”作用,立足“国际级”和“现代化”两个基本面,以一流的规划设计水平、一流的规划管理体系、一流的规划运行机制,描绘浦东新区城市发展的蓝图。

既然是编制新区规划,就要解放思想,跳出框框,有新做法、新气象,在“新”字上做文章,以新思路、新理念把编制新区规划的构思推向新高度、新起点。

城市的发展都有延续性。浦东不是一张白纸,既有钢铁、石油、纺织、化工企业,也有住宅基地和基础设施。因此,如何新旧兼顾,同时又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创意,使之和开发目标充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成为我们在浦东总体规划方案设计中遇到的一大难题。为此,我们对浦东地理地貌的现状和既有发展状态、道路网络、水系分布、建筑群现状等做了透彻的分析研究,取其长而避其短。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浦东现状做开发设计,把共约350平方公里的地域按照四大开发区、五个综合分区布局提出方案,最后又博采众长发展成为1990年见报的综合方案。

那时候,参与浦东开发的上上下下都富有朝气,敢于梦想,善于面朝世界“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这股敢想敢闯、开放大气的精气神也直观地凝聚、体现在浦东的城市规划中。

浦东最初三年定的城市大规划很有灵气,与浦东开发开放至今的实际效果是符合的。例如陆家嘴,当时有五个方案供我们参考,分别来自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法国的设计公司。五个方案风格各异,但楼高都只有四五十层。我们就想怎么能对五个方案来个取长补短。当时考虑,陆家嘴地区在上海外滩的对面,黄浦江在此转了一个弯,形成了易经八卦中的太极格局,与外滩金融中心一凸一凹、一高一低,可谓珠联璧合;此外仅仅搞一些四五十层的楼房还不够,还应该学芝加哥、纽约,搞几栋100层的楼。我们当时拿了三根筷子,研究了三栋高楼布局后,跟着就做模型,这就是现在的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上海中心。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世纪公园)也是浦东的地标建筑之一,是构成浦东新区良好自然环境的重点项目。它处于上海市最繁华的内环线区域里,是上海大都市核心圈的唯一一块大面积绿地。中央公园的西北面为行政文化中心及办公、商务、住宅综合区,东面为别墅区,东南面为博览区。公园占地1.2平方公里,里面建设了大面积的草坪,花木成片,树林成荫,湖面宽阔,自然环境理想,使上海市区的生态环境改善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李佳能:在浦东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集中了国内外的智慧。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城市规划设计通常被认为是保密的,向全世界征求方案,在当时是触动了“红线”。陆家嘴就是率先打破惯例,搞国际方案招标,其规划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世纪大道的设计构思就更大胆了,当我们发现陆家嘴中心地区配置400万平方米以上建筑量以后,意识到交通流量必然大增。这块“盲肠形”的地块仅靠浦东大道、浦东南路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冒了出来:新辟一条“对角线式”的大道,把金融、商业、贸易、行政文化四个规划中的区域连接起来,两侧高楼耸立如美国曼哈顿,道路像法国的香舍丽榭大道。并且与浦西的东西向轴线通过隧道串通成一线,造成更为恢宏的气势。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在“老浦东”赵启正看来,“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是指要经常思考预定的开发目标中,浦东在上海应处于什么位置,上海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由此,浦东的规划要达到足够高的国际水平。

赵启正(时任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浦东的建筑群都是世界大师们竞相献艺的杰作,留下了我们与世界联系的记忆:东方明珠电视塔是上海设计师的作品,金茂大厦是美国SOM公司的设计大师参考了中国26座宝塔创作的,浦东国际机场和东方艺术中心则是由法国著名设计师安德鲁设计,曾获2008年世界最佳高层建筑荣誉的环球金融中心是由日本投资、美国建筑师设计、上海建筑集团承建,上海科技馆由华裔美国人设计,国际会展中心则是德国人按中方提出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理念完成的杰作……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来到浦东时曾由衷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大赛。”

2016年,位于陆家嘴的又一个浦东新地标——上海中心大厦落成,楼高632米,是当今世界第二高大楼,体量相当于一个“站着的外滩”。上海中心大厦以其“总部之楼”“创新之楼”的功能定位,吸引了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入驻。而浦东陆家嘴,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新地标,矗立着世界最密集的摩天楼群,不断刷新着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高度,释放着改革开放的中国之光。

浦东定位:三个先行,高起点建设重点功能区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起步之时,提出了“三个先行”策略,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

1991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听取浦东开发情况时,朱镕基同志汇报说,我们浦东开发的战略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这16个字。小平同志听后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从上海做起。

围绕三个先行策略,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的重点是三个功能区建设,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后来加上张江高科技园区,就成为四个功能区。

沙麟:四个开发区的功能定位很明确:一个搞金融,一个搞出口加工,一个搞自由贸易,一个搞高科技产业。陆家嘴地区规划为金融区很好理解,因为与陆家嘴一江之隔的外滩原先就是金融集中地,所以,在陆家嘴发展金融就与老市区联成一体,组成一个金融、信息中心。金融上去了,整个城市就活了,资金也有了,这是浦东新区开发建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金桥出口加工区则是当时中国唯一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开发区。当时的现实是:我们出口的产品比较粗糙,且以纺织、轻工产品和土特产为主,产品结构差,附加值低。为此朱镕基同志提出:浦东要发展现代化、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市场量广、原材料能耗少、出口创汇能力强的工业。由此,汽车产业就成了金桥出口加工区的支柱产业,并且很快升级换代,成为高端产业链的一部分,参加国际产业链的构成。到了1995年、1996年的时候,外资企业都搞起来了,且都是外向型企业,不仅产品主要出口,而且也改变了我们的产业结构。从而使上海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换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陆家嘴最强的是它的金融高端机构迅速集聚的功能。今天放眼而去,成片的银行、金融楼宇汇集在小陆家嘴(指陆家嘴首期开发的1.7平方公里金融贸易中心区)内。东方路沿线曾经的省部委楼形成了陆家嘴的商贸和休闲板块,花木板块分布着行政大楼、文化中心大厦。形成这样的功能分明的格局并非一帆风顺,是浦东的创业者们经历了无数次打拼而成的。

王安德(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政策研究室主任、上海市陆家嘴开发公司(集团公司)总经理、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我当时担任陆家嘴开发公司首任总经理,那些情景历历在目。一是把金融“领头羊”引进陆家嘴。1990年9月,我被任命为陆家嘴开发公司总经理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是我们争取落户于此的第一家金融机构。我们经过反复比较后,将人行上海分行的选址上定在浦东大道、浦东南路交叉路口上。我当时去找央行的领导,邀请他们来浦东。对方说:“可以考虑,不过你们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优惠和支持呢?”当时陆家嘴公司的开办费是3000万元人民币,我们就将这点仅有的本钱砸了下去。注册资金一到,我们立马买了3万平米的动迁房用于人行上海分行的原址动迁,然后还补贴了一半地价给它,用于新址盖楼,就这样将对方“请”进了陆家嘴。开始下面员工都对我有意见。我就做工作,说:“我们搞金融贸易区,银行不过来,这个金融贸易区不是空的吗?海内外都在盯着看你开发是真是假,银行看谁?看领头羊央行。人行上海分行过来了,金融机构才算启动了。请你们相信,补贴下去收到的效益肯定会超过你的补贴价值。”1995年6月28日,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浦东新址开业典礼上,赵启正副市长代表浦东向人行上海分行赠送了一只可爱的小白羊,小羊的脖子上挂着一块金牌,上面写着“金融领头羊”。到场的人纷纷称赞浦东人的高明和精明。

外高桥保税区成立时,全国已有十余个保税区。时至今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经济成就已经相当于另外16个的总和。

黄奇帆:浦东开发开放有许多了不起的成果,外高桥保税区就是其中之一。2010年的外高桥,10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年产生了1万亿人民币的贸易额,其中进出口贸易额是1000亿美元,形成的税收是1000亿人民币,占整个6000多平方公里的“大上海”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和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而在全国17个保税区中,外高桥保税区相当于另外16个保税区的贸易量总和和税收总和。

开发浦东,立法为基

1990年4月18日,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镕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后一旦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么样?”朱镕基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杨昌基(时任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当时浦东新区的定位不是特区,特区的政策可以参照,可是操作起来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开发新区要法律先行。我们对外承诺:1990年9月1日要制定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因此这也是浦东开发开放之初打的第一场硬仗。

周汉民(时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律系主任):1990年7月初,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率中国市长代表团出访美国,我也随同出访。在纽约的一个座谈会上,有美国记者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十项优惠政策如果登在报纸上,不过巴掌大的篇幅,凭这个何以推进浦东开发开放?没有法制保障,外国的企业怎么敢到中国来。对此,朱镕基同志明确回答:我们一定会立法,用法律框架来保障浦东开发和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7月下旬回到上海,他就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必须立法。并且,为了让海外的投资者第一时间掌握法律的要义和精髓,还要求立法正式颁布时,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文字,这一做法称得上前无古人。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后,至同年9月10日,上海市公布了中央给予的十条优惠政策细节和上海市配套出台的十项操作细则。

王安德:后来上海出台的法规、行政规章,就是以中央文件的十条政策加上四条原则为基础的。上海市相关法规开始编制的第一步,是先要形成地方政策框架的结构思路。当时浦东政策研究当中遇到的主要有四方面19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方面有关浦东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原则性和框架性问题;第二方面是浦东投资政策和各专业行政配套政策问题;第三方面涉及规划和开发战略;第四方面是政策研究和立法本身的策略、程序。1990年8月8日,我们形成了政策编制的汇总第三稿并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市长专题会议审定。1990年9月10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浦东新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九项政策法规,另有一个支持国内企业投资浦东的政策也同时生效实施。

硬件、软件的配套完善是确保开发区充分发挥示范、带动、辐射的功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事实证明,浦东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硬件)和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软件)愈来愈吸引前来投资的人们,并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

赵启正: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强调法规和规划先行考虑到了不要换一届领导班子就随意改动已经确认的规划这一点。以陆家嘴规划为例,我们坚持要去上海市人大汇报。尽管这一做法并非必须,但经过人大的认可,就要严肃对待不能轻易改动了。日本森大楼集团总裁森稔先生在浦东开建的第一个大厦叫森茂大厦,他当时说:“你们在这里规划了绿地,所以我就在这投资,因为与绿地为邻的房子价值高,你们说到做到了。”基辛格博士曾对我说:“你们最宝贵的不是那些高楼大厦和高科技工厂,而是可信任的国际公共关系,如果你们说了而没有做到,最初的投资者就会破产。他们一开始就相信你们,很有胆量!”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是全国基层法院第一个知识产权审判庭,这项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体现了中国政府尊重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时代中,这个团队精心审理了一个个经典案件,见证了震动海内外法律界的知识产权立体保护模式——“浦东模式”的诞生。

供稿:招商一科

审核:赵勇

转发人:王凌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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